杜甫“诗史”绘就的文化地图

      唐人孟棨《本事诗》中说，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仅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还以其一生旅行所著诗歌，成就了一幅堪称“苦旅”的文化地图。

　　杜陵诗卷是图经

　　盛唐时期，海晏河清，诗人也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受时代风气影响，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由于少作不存，从杜甫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来看，他去过阖闾墓、剑池和泰伯庙等很多地方。开元二十四年，杜甫又开始了历时五年的齐赵之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其间，杜甫写的《望岳》一诗，是他存留至今最早的作品之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既有力凸显了泰山的高峻，也寄寓着诗人对美好未来的期望。绵延在成都西边的岷山，又被称为“西山”“西岭”“雪岭”等，寓居成都草堂期间，杜甫诗作对此山常有提及，如“西山白雪三城戍”“窗含西岭千秋雪”“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等，西山成了杜甫万里他乡的一处坐标。流落夔州期间，杜甫写的《瞿唐怀古》诗道：“西南万壑注，勍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诗句体现了瞿塘峡奇伟险峭、江水奔注的特点，与他处山水绝无雷同。晚年漂泊荆湘，杜甫作《登岳阳楼》，诗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道出了洞庭湖的地理信息，呈现了洞庭湖的地理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由秦州赴同谷和由同谷赴成都路上所作的两组诗歌，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旅行路线的山川地理特征。这两组诗歌各十二首，第一组以《发秦州》为首篇，题下自注：“乾元二年（759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其余各篇依次是《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石龛》《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第二组以《发同谷县》为首篇，题下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其余各篇依次是《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西晋张载在《剑阁铭》中说，入蜀之道“穷地之险，极路之峻”。李白也曾写过《蜀道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杜甫为生活所迫，硬是用双脚一步步走完了入蜀的崎岖长途。将这两组诗歌的篇名按顺序连缀起来，杜甫的行迹班班可考；细读这些诗歌，千里山川的地理特征也很鲜明。难怪南宋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也就是地图和文字兼有的地方志。

　　讲论风俗待陈诗

　　天宝三载（744年）秋，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杜甫对宋州的街市繁华与游侠风气印象深刻。“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诗中一诺千金、快意恩仇的侠客形象虽然模糊，却把游侠风气铺陈得淋漓尽致。流落秦州期间，杜甫《寓目》一诗对秦州典型的物产、气候与人物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写物产之异；“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写地气之殊；而“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则是写人性之强悍和当地的尚武风气。秦州是胡汉杂处之地，披文入情，不难看出文字背后蕴含着诗人的隐忧。

　　杜甫滞留夔州大约有两年时间，在对夔州土著生活深入了解后，写了《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道，“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这几句诗所反映的奇风异俗，作为地方性知识太过冷僻，历来为读者所不解。有人说“乌鬼”是猪，有人说是鸬鹚，又有人说“养乌鬼”就是供事乌蛮鬼，可谓众说纷纭。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中引他人之说：“楚峡之间事乌为神，所谓神鸦是也。故元微之有诗云：‘病赛乌称鬼，巫占瓦代龟。’盖养乌鬼，食黄鱼，自是两义，皆记巴中之风俗也。”至于“畬田费火耕”，仇兆鳌引《史记·货殖列传》注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楚俗烧榛种田，谓之火耕。”这两首诗虽然是为遣闷而作，但对夔州土著的生活习俗有生动形象的反映。

　　杜甫漂泊的过程，其实也是“天路看殊俗”的过程。对于他乡习俗，杜甫有时感到“异俗吁可怪”；有时感到“天涯风俗自相亲”。究其原因，与当地人情、作者心境以及文化落差都有关系。当地人情浇薄，作者心境欠佳，文化差异较大时，杜甫就感到“异俗吁可怪”；当地人情淳厚，作者心境佳好，文化差异较小时，杜甫便感到“天涯风俗自相亲”。杜甫诗歌具有“诗史”特质，“讲论风俗待陈诗”这一说法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不管对他乡风俗感觉如何，杜甫都进行了生动再现，为我们考察地域风俗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有怀胜迹增惆怅

　　文化胜迹，既是凝固的历史，也是重要的地理标志。对于路途上的文化胜迹，热衷于“侧身天地更怀古”的杜甫，从不放弃拜谒的机会，并对相关历史人物深情吟咏。这是杜甫诗歌文化地图上的一个亮点。

　　被安史叛军羁押长安期间，杜甫写的《哀江头》道：“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诗句对曲江宫殿的描写具有“诗史”实录的性质。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一书记载：“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圮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杜甫诗歌不经意成了后世曲江宫殿重建的催化剂和蓝图，而诗中蕴含的昔盛今衰之感，则让人惆怅不已。

　　滞留夔州期间，杜甫诗歌题材有所变化，除了不断反思唐王朝何以由盛转衰之外，也缅怀了宋玉、庾信和王昭君等历史人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治乱兴衰总是与人才问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都在长江三峡一带留下了胜迹。更重要的是，他们或者遭遇坎坷，不为世用；或者万里投荒，远离故国，与杜甫的人生经历不乏相似之处，自然引起了诗人的强烈共鸣。在杜甫缅怀的历史人物当中，最特别的当数诸葛亮。由于生前为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蜀地留下不少胜迹。杜甫“有怀胜迹增惆怅”，为诸葛亮写下了很多颂诗。在成都时，杜甫拜谒过武侯祠，写下了《蜀相》《诸葛庙》；在夔州又写了《武侯庙》《谒先主庙》《八阵图》《古柏行》以及《咏怀古迹》其四、其五等，在深情咏叹中，杜甫对诸葛亮给予了崇高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因为诸葛亮才能卓越，品德高尚，受命于危难之际，让蜀国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杜甫心目中完美的人物。陆游就曾指出，杜甫“落魄巴蜀，感汉昭烈帝、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前半生因为天下太平，主动外出游历；后半生遭逢“安史之乱”，被迫在异乡的道路上“抱疾屡迁移”。杜甫行履所至的地域十分广泛，致使其笔下的地域文化也具有多元性，除了作为主调的中原文化外，还有作为配调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以及荆湘文化等。在“行行重行行”的过程中，尽管流落饥寒，备尝苦涩，杜甫却将自己的生命感受写成了最美的诗歌，表达了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也绘就了一幅中华地域文化地图。元好问说“少陵自有连城璧”，诚非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