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约丨读书以启智

鲁迅捐赠给京师通俗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前身）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杨明赠书《盐铁论》。 刘同华 摄

首都图书馆阅览室。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日，首都图书馆以“百十芳华 智启未来”为主题推出系列活动60场，邀约读者共度书香盛筵。首图特别推出的“百十守望 砥砺前行——首都图书馆110年馆史展”与“入海百川 津逮来学——首都图书馆获赠历史文献藏品展”两大展览，向读者免费开放。

　　鲁迅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在发展初期都曾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国家图书馆有名的“四大专藏”——《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鲁迅为后两者入藏国家图书馆出力不少，当时还称京师图书馆。鲁迅在负责京师图书馆时，要求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机构，都要将其出版物上交一份给京师图书馆收藏，这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国家级的图书馆，要有能与之匹配的文献收藏，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1914年，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运到了北京，在鲁迅等人的多方努力下，最终入藏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举行开馆典礼当日，鲁迅曾在日记上写下“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

　　除了参加图书馆选址和计划布置等工作，为了让图书馆这一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文化机构广泛地面向普通百姓，他开始筹办京师图书分馆和京师通俗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由鲁迅参与创办的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和中央公园图书阅览三馆几经合并演变而成。

　　京师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分工不同，京师图书馆重在图书收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这样的文献确实珍稀，但与百姓的距离还是很远，而通俗图书馆则贴近百姓的阅读兴趣，并且提供借阅服务。通俗图书馆起初开设在宣武门内的一个院子里，是一个地僻偏远的场所，在鲁迅的策划下，把通俗图书馆改设到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一时借阅量大增。当时各省也都开设了通俗图书馆，建设花费少，但借阅量却不少。

　　鲁迅对于主要收藏大众图书和儿童读物的通俗图书馆建设，非常重视，希望它能起到教化作用，使国民在阅读中涵养性情。对于儿童教育，鲁迅也十分重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该馆的藏书分普通用书和儿童用书两部分，还附设一个儿童体育场，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图书馆。

　　在此期间，鲁迅结识了《新青年》的同仁，他们向鲁迅约稿，掀开了鲁迅文学生涯的新篇章。那时《新青年》正大力宣扬建设新文学，陈独秀、胡适等人竞相发表自己对于文学改良或革命的主张，但真正写出新文学史上第一篇杰作的是鲁迅。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第四篇文章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这不仅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以相当现代的写法，使《新青年》的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而鲁迅也一跃成为新青年的偶像。

　　在首图的展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捐赠的图书，其中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格外引人注目。

　　杨匏安之子杨明及其赠书

　　在“入海百川 津逮来学——首都图书馆获赠历史文献藏品展”中有一个展区引起很多读者驻足，尤其是杨匏安、杨明父子的照片格外醒目。

　　杨明（1920-1998)，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其父杨匏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工人运动领袖。1931年8月，杨匏安英勇就义，时年35岁。

　　更加令人感佩的是，在杨匏安精神感召下，他的孩子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属因战乱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多方寻找未果，周恩来请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代为寻找，何香凝曾找到杨匏安的亲属，并给予关照，但又因故失去了联系。杨匏安的母亲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上安排杨匏安的母亲和子女到香港，一起参加革命工作。

　　1936年，杨匏安的次子杨明与于光远等人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广东分队，1937年入党，1938年到达延安。杨明途经武汉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向杨明讲述了杨匏安在狱中坚持斗争、英勇就义的情况，还将杨匏安的《示难友》诗背诵给杨明，并且解释了诗中所用的张俭、褚渊等典故，勉励杨明以父亲为榜样，继承其遗志。杨明到达延安先后入读“抗大”和马列学院，两年后毕业。

　　1939年8月，杨匏安的三子杨志也被派往延安学习。有一年元旦，邓颖超写信给杨明，邀请他带着弟弟杨志到家中。杨明在周恩来、邓颖超家中，看到邓颖超的笔记本上抄录着杨匏安的《示难友》诗，于是把这首诗转抄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明兄弟将《示难友》诗抄寄给了正在征集革命烈士遗诗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这首诗被编入了《革命烈士诗抄》。于是，今天我们得以阅读、传诵杨匏安的《示难友》。

　　杨明曾参与延安广播电台的组建安装工作，1949年后曾在军委三局、邮电部、通讯兵部、航天部工作，事迹收入航天名人录中。

　　1983年离休后，杨明转向文史研究，尤其对古籍颇为偏爱，收集了大量古书，并且对书十分珍惜。2003年，他的夫人和女儿将其藏书捐赠给首都图书馆。她们说，“我们为他珍爱的书找到了一个最可靠的地方”。

　　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杨明藏书《盐铁论十卷》《论衡三十卷》《李长吉集四卷外一卷》等静静地摆在书柜当中，欢迎每一位读者。

　　多位文化名人的读书印记

　　梁漱溟曾回忆在京师图书分馆（首图前身）看书的日子，“民国以后不当记者……在家闲居（两年多）”，经常到前青厂京师图书分馆看书，中午饭一般是在外吃一碗面。据当时京师图书分馆主任钱稻孙回忆说：“当时有一个穿着破旧的人，每天一早就来看书，看的时候也特别长，还专门看哲学方面的书，后来知道这人就是梁漱溟。”

　　梁漱溟也曾多次赠书给图书馆。其中1916年的赠书函是这样写的：“敬启者，兹取宿藏《楞严经正脉疏》一部奉赠，即希庋存以备众览，幸甚。此上，图书馆公鉴，梁漱溟再拜。”1919年又惠赠《中西伟人传》及《致知杂志》各一册。

　　沈从文被誉为从图书馆走出来的文学和文物大师，与首都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写道：“初到北京时……当时想读书，无学校可进，想工作也无办法，只有每天到宣武门内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取暖，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消化力既极佳，记忆力也特别好，不少图书虽只看一二次，此后三十年多还得用。”

　　在这里，可以看到沈从文捐赠的《文人画像》一书。该书出版于1947年，收录了名家所写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前后文坛、艺坛上著名人物的小传、素描、印象记、回忆录等30篇。包括沈从文的《孙大雨》、林语堂的《辜鸿铭》、苏雪林的《林琴南》、曹聚仁的《章太炎》、温源宁的《徐志摩》、王斤役的《老舍》、老舍的《何容》等。

　　展览中，有一批珍贵的古籍善本书，是由高师杜所捐赠。1949年6月29日，高师杜先生将家藏书籍慷慨捐献。《人民日报》于当年8月7日在第5版以“高师杜捐书两千册 政府将予书面褒扬”为标题报道了此事：

　　居民高师杜先生将其家藏的宋、明、清版本书籍，及其他书籍一四一九册，碑帖五〇二册，拓片二十九页，捐赠北平市立图书馆中山公园分馆，并于六月二十九日自雇排子车送去。高先生……征得其家长与市立图书馆之同意，将该项书籍捐赠该馆，以便长期保存，公诸社会。人民政府认为高先生此种举动意在赞助社教，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决定予以书面褒扬。

　　在这批捐赠图书中，《唐骆先生集八卷附录一卷》《大学衍义补纂要六卷》《江西奏议二卷附录一卷》3种古籍分别入选第二、三、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这些图书凝聚着捐赠者一生的搜寻和探索，蕴含着深厚的学术思想。

　　从当初的普及文化，到今天为全体社会大众提供文献借阅、信息咨询、讲座论坛、展览交流、文化休闲等多层次的文化信息服务，首都图书馆已经成为北京市重要的公共文化平台。

　　我们的图书馆始终与读者关联在一起，与我们共同的未来关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