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清官的一寸棉

      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博物馆内，有一通清道光七年（1827年）刻制的石碑，碑上虽刻有“齐三贵家业地亩记”的字样，然而当地百姓却更习惯称其为“清官碑”。

　　碑文由时任蒲城知县蔡信芳撰写，记述了一宗财产纠纷案的审理过程：蒲城县苏坊乡村民齐佐清夫妇，家中有一叔母陈氏和一个年仅3岁的养子齐三贵。齐佐清与人合伙经商，赚了些钱。道光三年（1823年），齐佐清夫妇相继去世，合伙人见利忘义，吞掉了全部财产。一年后，陈氏将此事上告县衙，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审理，此案终结后共追回白银1090两。而此时陈氏已因病身亡，齐三贵又尚年幼，这些银子如何发落引起了乡里亲朋的关注。

　　要知道，清朝时期知县一年的俸禄约为45两银子，这笔追回的白银抵得上蔡信芳24年的工资，实属巨额财富。但蔡信芳并不因原告已死，继承人年幼而贪墨。

　　碑文中也写明了蔡信芳当时的顾虑：“利之所在，人所必争。且恐余一旦离去，其退回银两只见其入，不见其出，余何以对百姓后世。”蔡信芳担心这一大笔钱会再次被心术不正之人觊觎，由县衙保管显然也无法取信于民，自己将来离任也无法安心。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今勒令该村乡约及其亲族，将银如数全部领去，置买田产。并将所置地亩若干、用银若干、坐落何方，勒之于石，书之于券。此石即磨，此券不朽。他日齐三贵长大成人，继承家业，可无冻馁之虑也，是为记”。于是便有了这通“清官碑”。

　　青石不朽，碑文为证。双亲俱亡的齐三贵或许并不清楚家中变故，但蔡信芳却为齐三贵将来的温饱作出了最佳筹划，爱民莫过于此。而这通石碑被完整保存到了今日，亦让我们一睹一百多年前这位清官的风采。

　　蔡信芳，字芝轩，湖南善化人，进士出身，道光四年（1824年）任蒲城知县，颇有善政。这起案件是他上任伊始所办，也正是在这起案件中表现出的清廉为民，让他走进了蒲城百姓心坎里。

　　好官爱民，民爱好官。蔡信芳离任之日，得到消息的蒲城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挽留这位好知县。深受感动的蔡信芳写下《留别绅民》诗四首，其中一首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境：“罢郡轻舟回江南，不带秦川一寸棉。回看群黎终有愧，长亭一别心黯然。”

　　也许当年蒲城百姓都是肩挑手提一些自家的好东西来为蔡知县送行，但他却选择了轻舟上路，连秦川一寸棉都不曾带走，感人至深。

　　虽清史稿无传、生卒年不详，但百姓保存着他的“清官碑”、后世传颂着他“不带秦川一寸棉”的高风亮节，蔡信芳守住了自己的一份“廉心”。

　　德不孤、必有邻。明朝苏州知府况钟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在他赴京考绩之前，曾有同僚提醒他要备厚礼遍送京城官员以谋求支持，但面对为其饯行的人们，况钟赋诗一首：“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况钟清廉正直的作风受到苏州百姓称赞。百姓们都称况钟为“况青天”，他和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我国民间的三大“青天”。

　　在当时，苏州被称为“天下第一剧繁难治”。上任伊始，况钟故意在下属面前装作愚昧无知，任其欺骗。几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之前某件事应该办，你们阻止我；某件事不该办，你们强让我去做。你们这群人，舞文弄墨已久，应当惩罚。”此举令府衙上下大为震动，群吏不敢再偷奸耍滑，从此都奉法行事。

　　苏州本是江南富庶之地，却因赋役繁重等原因，致使民不聊生。在况钟的力争下，朝廷屡次下诏减轻苏州的重赋，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况钟治下的苏州，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在他回乡守制之时，百姓曾作歌谣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后来，苏州百姓接连向朝廷上书，请求让况钟任满后不要离开苏州。况钟前后在苏州担任了十三年知府，最后卒于任上。

　　况钟一生为官清廉，自从政以来，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的住处“内署萧然如僧舍”“无铺设华糜物”，除有公宴外，平素用膳就是一荤一素。运载况钟灵柩回故里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他在《示诸子诗》中曾说自己“虽无经济才，沿守清白节”，并告诫儿子“非财不可取，勤俭用无竭”。

　　浩瀚青史，秉公执法者有之，不贪不占者有之，为民请命者有之……“一寸棉”尚不染指的蔡信芳、况钟等清官廉吏在青史中永生，聚成中华文化中耀眼的崇廉尚德之光。（武利芳）